三苏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恩怨怨网站运营举荐乐云seo品牌，乃是自宋之后人们长久议论的话题网站运营举荐乐云seo品牌，直至今日，还有不少的学者在探讨其中之原因。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有过从公开决裂到最终合好的过程，但究竟是真心合好，还是另有目的，当时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

最初苏轼对王安石的恶感应当是受其父之影响，而苏洵在没有见到王安石之前，已对其有恶感，其恶感之来由，应当是本自三苏的恩人张方平。

梧桐大道

张方平对苏轼父子三人均有提携之情，正是在张方平的大力举荐下，三苏得以扬名于京城。苏轼在《张文定公墓志铭》中说：“晚与轼先大夫游，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同。轼与弟辙，以是皆得出入门下。”

张方平对苏洵的欣赏，缘于两人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相一致，故苏轼、苏辙也得以受到张方平的指教。那时张方平已经不喜欢王安石的为人，《宋史·张方平传》中说：“方平顷知皇祐贡举，或称其文学，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尝与语也。”

半山园门前

想来，张方平在与苏洵聊天时会谈到他对王安石的看法，故苏洵在没有见到王安石之前，已对其有了一些成见。后来三苏在张方平的资助下来到东京汴梁，苏洵第一次见到王安石时，就对其有不好的印象。方勺在《泊宅编》中载：

欧公在翰苑时，尝饮客。客去，独老苏少留。谓公曰：“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洵曰：“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洵退，于是作《辨奸论》，行于世。是时介甫方作馆职，而明允犹布衣也。

大门开了

某天，欧阳修请几位朋友吃饭，散席之后，苏洵独留下来问欧阳修，刚才在座的那位长的一脸丧气的人是谁。欧阳修告诉他说，这就是颇有名气的文士王安石，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他的大名吗网站运营举荐乐云seo品牌？老苏回答说，以我的观察，此人以后必是乱天下者，一旦他能得志，即使是聪明的帝王也会受其骗。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交往呢？苏洵返回之后，根据自己对王安石的初次印象，写了篇《辨奸论》。

《辨奸论》一文，被后世目之为苏洵第一次见到王安石就看出此人是位大奸，后世论及王安石与三苏的关系时，必引此文为据。《辨奸论》中先谈到了两位历史上的奸臣：“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重修碑记

然苏洵认为即使王衍、卢杞这类奸臣也非一无是处，而后他不点名地提到当世有一人之坏，几乎是把王衍、卢杞的恶行合二为一：“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苏洵说此人言行高蹈，自视甚高，然实际上阴险狠，作为一位官员，应当衣着整洁，但此人却像猪狗一样完全不讲究。《石林燕语》中说：“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

佛像

王安石常年不洗澡，整天穿着脏衣服，以此可证，《辨奸论》上不点名所说之人就是王安石。后世大多由此文说明苏洵有识人之慧，他在相见初期就看出了王安石的为人。其实，按照《坚瓠丙集》中的所言，王安石患有皮肤病：“王介甫乃进贤饶氏之甥，锐志读书。舅党以介甫肤理如蛇皮，目之曰：‘行货亦欲售耶？’介甫寻举进士，以诗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传语进贤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可能是这个原因，王安石不愿意洗澡。

但是，清初时却有人指出《辨奸论》为伪作。提出这个观点者乃是李绂，他在《书辨奸论后二则》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左路正厅

李绂首先认为《辨奸论》的文风与苏洵其他文章不相符：“老泉文峻洁无长语，尝言作文比喻不可太多，而《辨奸》一篇，援引肤漫，既引王、卢，又引竖刁三人，又引‘用兵者’，何其多耶？其立论既勉强而不可通，其措词亦粗鄙而不可解也。”

这种说法并不谨严，毕竟一个人的文风是多样性的，并不能因为某人写了一篇其他的文风就认为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李绂的论证并不仅这一条，他又从《苏洵文集》的版本上找依据，李绂说：“余少时阅世俗刻本《老泉集》，尝书其《辨奸论》后，力辨其非老泉作，览者犹疑信相半。欲得宋本参考之，未之得也。盖马贵与《经籍考》列载《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祐’，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卷，并刻入《洪范》《谧法》等单行之书，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入其中。”

碑廊

后来李绂又得到了明嘉靖间张镗翻刻的《苏洵文集》，其中也无《辨奸论》一文，于是他更加觉得这篇《辨奸论》乃是他人伪作。余外，李绂还提出了其他几条证据，但是当代学者曾枣庄先生反对李绂的观点，他在《辨奸论真伪考》中说：

元丰以前知道《辨奸论》的人并不多。这是因为苏洵刚写出《辨奸论》时，除张方平“一见以为与我意合”外，连苏轼兄弟都有“嘻，其甚矣”之谏（《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当然不宜公布。而在熙宁间，王安石大权在握，苏轼兄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弄得狼狈不堪，当然也不敢公布。二是在元丰年间，在反新法的张方平、苏轼兄弟看来，苏洵的预言已完全证实，王安石已失势，闲居金陵，于是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特全载之”，以表彰苏洵的先见之明网站运营举荐乐云seo品牌；但这时仍是神宗当朝，王安石的一套新法大体仍在推行，苏轼兄弟的处境正非常困难，所以对张方平表彰其父虽感激涕零，却没有把墓表“入石”。

每块碑都有介绍牌

正因如此，苏洵著作的宋刻本中有些版本没有收录《辨奸论》一文，这正是李绂起疑的原因。王水照先生所撰《辨奸论真伪之争》一文则谈到了国图所藏宋刻孤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该书原为铁琴铜剑楼旧藏，据《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考证，该书：“殷、徵、匡字缺笔，而桓字不改作威，亦不缺笔，疑是北宋麻沙本也。”故王水照认为：“经复核，书中《管仲论》《春秋论》中多处‘桓’字均不讳，瞿氏的考证似可信从，应定为北宋末年宋钦宗赵桓以前的刊本。而此书第三卷却收有《辨奸论》全文。”

以此来说明李绂所见宋本不广，故其结论自然不准确。但是邓广铭先生曾请目录版本学家沈乃文对国图所藏所谓的北宋刻本进行了鉴定，沈先生认为此本乃是南宋孝宗时所刻：“在宋刻本中，凡‘桓’字避讳，必出钦宗后，但某几处‘桓’字不讳，不能定其必出钦宗之前。《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的刊刻当与《黄庭坚集》相去不远，以定在宋孝宗在位期间较合事理。”（邓广铭《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

正厅内景

与李绂持同样观点者，还有清人蔡上翔，他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继续搜集材料，以证《辨奸论》之伪。蔡上翔乃是从苏洵的卒年来推论：“所最怪者，无如搀入命相制词，明允卒于治平三年网站运营举荐乐云seo品牌；至熙宁三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时安道同朝，安得错缪至此！”

蔡称苏洵去世于治平三年，而熙宁三年王安石始任宰相之职，所以他在《辨奸论》一文中不可能叙述王安石左右朝政之事。

对于蔡上翔所提出的疑问，章培恒先生在《献疑集》中予以了反驳：“但是，《墓表》明明说：苏洵‘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实治平三年四月。’‘先生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自治平三年下推三年，为熙宁二年，即安石为参知政事之年，‘安石用事’确自此年始。作者既知安石于苏洵死后三年才‘用事’，当然不会认为他在苏洵生前就已拜相。换言之，《墓表》作者纵或不是张方平，但他却跟张方平同样知道王安石拜相在苏洵死后。因此，假如《墓表》确把安石命相制当作苏洵生前的事来叙述。那就证明了下列事实：一个人即便像张方平那样地准确知道王安石在苏洵死后才拜相，但在其叙述中仍会误把这个史实颠倒过来。既然如此，那又怎能根据《墓表》中的那一叙述而断言其非张方平所作？”

王安石胸像

曾枣庄的反驳方式是从句读下手，他认为李绂和蔡上翔断句错了：“这段文字是首讲王安石的影响自‘嘉祐初’至‘倾一时’是讲王在‘嘉祐初’的影响；自‘其《命相制》’至‘几于在人’，是讲王在熙宁初的影响。‘倾一时’处不应用逗号而应用句号，‘嘉祐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时间限制词，并不包括后句（自‘其命相’至‘几于圣人’）。”

余外，还有一些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辨奸论》的真伪，但总体上说，大多数学者认为《辨奸论》的确是苏洵所作。他写完之后拿给两个儿子看，苏轼都认为此文的言词太尖锐了，故苏洵此文当时未拿出示人，他的早期文集中也未收入，晚出文集反而收录了此文，以至于引起伪作之说。

出土的陶瓷

从苏洵的世界观来看，他与王安石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他写这样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亦不为怪。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称：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论》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论》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传于世。

双砚

苏洵会将自己的事功思想融入文中，当时李元昊叛乱而后建立了西夏，苏洵认为这乃是朝廷疏于军事所致。苏洵来到东京汴梁时带来了自己的文章，很多人欣赏他的观点，但王安石看到后，很不赞同苏洵的观念，他当众贬低苏洵之文。老苏听闻到这些言论后，十分痛恨王安石，于是苏洵就写了《辨奸论》一文。他只将此文拿给张方平看，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人听闻到苏洵写出了这篇文章，此事传到了王安石耳中，于是王安石一并痛恨起了三苏。宋元丰年间，苏辙在南京见到张方平时，请其为父亲写《墓表》，于是张方平把《辨奸论》一文全部收录在《墓表》中，由此让更多的人读到了该文。

另一个院落

苏轼早年的文风颇像其父苏洵，因为有以上的过节，王安石同样不喜欢苏轼之文，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载：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英宗实录》：“苏洵卒，其子苏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与欧阳公之志：“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不同。王荆公书也。又书洵机论横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盖明允时，荆公名已盛，明允独不取，作《辨奸》以刺之，故荆公不乐云。

入内参观

东坡的科考之文被王安石看到了，他说此文风有战国习气，如果我是主考官一定要让他落选。后来王安石主修《英宗实录》时，也不忘写上苏洵之文有战国习气。苏洵去世后，苏轼辞谢了皇上所赐钱物，只要求给父亲赠官，王安石仍然想办法贬低苏洵的名誉。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苏洵的那篇《辨奸论》。

朱熹也认为《辨奸论》乃是苏洵的作品，《朱子语类》中载：“老苏辨奸，初间只是私意如此。后来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说。然荆公气习，自是一个要遗形骸、离世俗底模样，吃物不知饥饱。尝记一书，载公于饮食绝无所嗜，惟近者必尽。左右疑其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于远，则不食矣，往往于食未尝知味也。至如食钓饵，当时以为诈，其实自不知了。近世吕伯恭亦然，面垢身污，似所不恤，饮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奸》以此等为奸，恐不然也。老苏之出，当时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

梁架结构

朱熹说苏洵当年写《辨奸论》时，只是他的一些认识，未成想王安石后来的所为却都被老苏说中了，这也说明苏洵作为在先。而后朱熹讲到了一个他听到的传闻：王安石完全不讲究吃喝，一桌子菜他只吃离他最近的那一盘，并且一吃就吃得很干净。身边的人疑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道菜，于是第二天把那道菜放得离他很远，而放了另一道菜在王安石手边。王吃饭时不再吃那道放得远远的菜，依然吃放得离自己最近的菜。

朱熹讲这个故事，乃是想说明老苏在《辨奸论》中以不讲吃穿来认定王安石之奸，显然有些过分了，因为做大事之人，根本不讲究吃穿用。苏洵从个人生活习惯上指斥王安石，很容易让人有泄私愤之感，但他对王安石思想的批判，显然是出于社会观的不同，比如苏洵在《上皇帝书》中说：“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治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

侧脊

而王安石则最为强调法制的重要性，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起手即称：“愢愢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何故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是实行法制还是应用儒家教化，这才是王安石与苏洵的本质区别，但苏洵在《辨奸论》中以生活习惯来指斥王安石为奸人，显然是没有找准靶的。然曾枣庄仍然认为：“文章论王安石为奸虽不可取．然其立论于‘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足资历代执政者借鉴。”

俗话说看不上是彼此的，老苏这样厌恶王安石的行为，当然王安石同样讨厌他，故苏洵去世后，张方平、欧阳修、韩琦等许多名家纷纷撰文予以纪念，唯独王安石不这么做。

中厅

苏洵在家中当然会跟两个儿子谈到他对王安石的看法，想来，苏轼兄弟在未见到过王安石时，已对其有了不好的印象。更为重要者，乃是苏轼与王安石的理政观念有较大差异，王安石执政后实行变法，他效仿的是商鞅，但苏轼对商鞅所崇尚的刑名之学深恶痛疾。苏轼在《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中写道：“商鞅之见孝公也，三说而后合。甚矣，鞅之怀诈挟术以欺其君也。彼岂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顾其刑名惨刻之学，恐孝公之不能从。是故设为高论以衒之。”

苏轼认为商鞅其实懂得刑名惨刻之学不是正道，但他还是选择以法家思想来说服秦孝公，所以苏轼认为商鞅乃是用欺诈之术来骗其君。其实苏轼的所言乃是本自《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载的商鞅自己说的一段话：“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窗棂

当时秦孝公急切寻求强国之术，于是商鞅投其所好，就用功利的法家思想来说服秦孝公。这种功利思想在短期内收效甚大，很快能让君王看到效果，但苏轼认为这种做法败坏了人心。

正因为这种观念，有些人把王安石目为改革派，与之相对的苏轼就成为了反对改革者，比如苏轼在《策略三》中写道：“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

苏轼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而来者，他说当时朝政有两大问题，一是立法的弊端，二是用人失当，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是天下大乱的根源。他在《策略三》中进一步写道：“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国家法令凡几变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

东厅

在苏轼看来，随意更改祖宗之法，乃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虽然他在文中没有点出王安石之名，但可以想象王读到该文时何等之生气。《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记载了王安石读到此文时的反应：“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

王安石生平绘画

但是苏轼并非反对社会变革，其实他在《策略一》中就说过：“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之后苏轼在此文中又引用了孔子赞赏《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后他接着说：“由此观之，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