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有财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绥芬河seo排名电话，博士。主要从事满族语言文字教学工作，研究领域为清史、满族史，重点关注区域为清代吉林东部边疆、海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社科项目多项。

清代吉林东南海域分布着10多座大小岛屿，这些海岛的数量及名称，在清代官修志书、历史档案及舆图等文献资料中多有记载，如《钦定盛京通志》记有15座，《吉林通志》记有16座，而《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的一篇满文档案则记载了14座。关于吉林东南海岛的数量、名称及方位等问题，笔者已做过探讨。但有关海岛开发与治理问题，因史料多集中于满文档案内，故长期以来未有专文研究。加之近代以来，该处岛屿悉数被沙俄割占，也导致上述问题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本文主要利用满文档案及相关朝鲜文献，试对清代吉林东南海岛的开发与治理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 珲春旗人与海岛渔业开发

珲春旗人大都源自明末女真族东海瓦尔喀部。东海瓦尔喀部民“沿海而居”，朝鲜称其为“水野人”绥芬河seo排名电话；又因其善捕海豹，故《清太宗实录》中将其称作“捕海豹人”。明末清初之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曾多次派遣兵丁搜掠居岛的瓦尔喀部民，借以壮大八旗实力。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政府又将散居于珲春附近的库雅喇和库尔喀两地的瓦尔喀部民编入八旗组织。编旗后的部分珲春旗人依旧保留了在吉林东南海域从事海产捕捞的生产和生活传统。

清代档案中有关珲春旗人出海捕捞的记载极少，而在内阁刑科题本的一桩案件供词，难得地记录了珲春旗人出海捞海参的情况。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山东济南府德州来珲春的佣工民人穆成林因索欠起衅，杀珲春旗人舒伦泰夫妻二人。穆成林供称：“二月，舒伦泰带着他儿子舒隆德捞海参去了。七月初三日，舒伦泰捞海参回家。”舒伦泰儿子舒隆德的供词也说：“我是正黄旗鄂善佐领下余丁，每年跟从父亲舒伦泰捞海参去。……二月，我同父亲捞海参去。七月，父亲先回家来，我们到九月二十七日回家。”

编旗后的珲春旗人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和按时发放的钱粮，但依然从事海产捕捞，这主要是生计压力所迫。珲春旗人生计窘困情况，在乾隆初年就已出现。乾隆二年（1737）二月二十二日，珲春协领库楚为请准珲春兵丁雇人种地事，在致宁古塔副都统衙门的呈文中说：“去年雇人种地，勉强供给家口，因此祈请再雇人，兵丁才足以奉养妻儿，不致窘困。吾等向上级衙门呈请雇人。”乾隆十六年（1751），据档案记载，珲春官兵耕种田地有四千五百七十晌，然虽遇丰年，仍不足食。乾隆五十六年，在珲春租住旗人哲楞太房屋的山东德州民人穆成林供称：“哲楞太有地一块，叫我开垦，约明十年后再行交租。……我替舒伦泰盖房三间，陆续借他谷米酒油等物，并未偿还。”

从上述史料来看，乾隆年间，珲春旗人主要依靠汉人雇工耕种田地，或直接将土地租给汉人开垦，但仍然摆脱不掉为生计所困的窘境。因此，部分珲春旗人因循传统并借助地利之便，继续从事风险高但利润大的海洋捕捞工作。

珲春旗人之所以长期从事这一行业，首先是因为珲春位于吉林东南部，濒临南海（即今日本海；后文提到“南海”皆为这一海域），近海岛屿众多，有从事海上捕捞的便利条件；其次是因清政府出于“珲春地方每年春秋未禁海岛捕海参者，不过为有利于旗人生计起见”的考虑；最后是因这些来自南海边地的库雅喇人编旗后，依然保留着固有的生产和生活习俗。珲春旗人从事海上采捕，实际是其固有生产和生活习俗的一种延续，正如《黑龙江外记》所说：“（珲春）旧无丁民，亦无外来民户，皆熟国语，捕打海参、海菜为生，少耕作。”

珲春旗人的海上活动范围基本限于吉林东南海域，而该区域正是海岛密集分布之地。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十五日，宁古塔副都统在为晓谕珲春兵民于沿海指定区域捕参事的告示中说：

观齐格等所行之事，理合禁捞海参之项。惟在地方生活之人，原于山川狩猎为生者众，当通行禁止后，未与盗贼串通、安分守己之贫困人众无罪而牵连，以致难免妨碍其生计，故本职此次亲自前来详加巡查地方，不准越过图尔穆（turmu）地方，仍准尔等沿海岸采捕。

嘉庆十年（1805）二月二十二日，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为派遣官兵查禁民人捕捞海参事致珲春协领的札文也载：

今据闻悉，惟利是图之奸人，乘机逃去抓捕海参。将此倘不严查缉拿，放任随意采捕，则于旗人生计甚无裨益，况且前往之人逐渐增多后，难免肇事，俱为叵测。将此札付珲春协领，嗣后严饬遣往巡查搜楞尼（seorenggi）等海岛官兵严加稽查外，另行委派干练官兵直至图尔穆地方，严加查看沿海所有采捕海参之地。

以上两份满文档案中均提到“图尔穆”地方。查阅《康熙皇舆全览图》，可知位于锡林河（sirin bira）与乌吉密河（ujimi bira）之间有图尔穆河（turmu bira），该地大体位于今日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湾偏东地区。而图尔穆河与图们江入海口之间，恰好是吉林东南海域全部海岛的分布区域。

出于对珲春旗人生计问题的考虑，清政府允许其在吉林东南海域捕海参。而珲春旗人海上采捕范围应覆盖了该海域内的全部海岛。珲春旗人及其先民，为吉林海疆东南海岛的渔业经济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流传于珲春地区的多首满族歌谣，生动形象地描绘出珲春旗人出海采捕的情景，如由哈达门乡穆郎氏口述的《赶海谣》如下：

大杨树硬轱轳凿出的船，亮花花软布连成的帆。

长鬃快马大轮车，活吱啦把船驮进大海湾。

鹿角号呜呜叫呀，鹿皮鼓咚咚响呀，赶海祭歌声震天。

白鬓额娘，沙里甘，刚冒话的孩儿抱怀间。

玛发们送行语缠绵：南海路，浪万千，鲸鱼嘴，鬼门山。

勤要瞪圆豹子眼，两手扯牢小篷帆。

叉海参，抓盆蟹，拧海菜，网虾鳗。

到秋红叶别贪恋，顺顺安安早回还。

此外，珲春当地还流传有由穆郎氏和郎景义口述、石光伟采录的《跑南海（渔民号子）》，由郎景义口述的《南海号子最中听》等十余首类似的满族赶海民谣。这些歌谣不仅反映了珲春旗人在海上从事捕捞的劳动场面，以及细腻地刻画出旗人出海时亲人们的惦念与牵挂，而且包含了珲春旗人出海采捕时间、海产种类及所使用工具等信息内容。

此类流传于珲春民间的满族赶海歌谣，反映了清中前期珲春旗人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因《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中国民众的出海活动逐步受到俄方的限制，而珲春地方政府也在光绪六年（1880）明令禁止旗人兵丁赴海渔采，至1938年，受日苏战争的影响，珲春民众由图们江出海的唯一途径也被日苏彻底断绝。由此来看，这些满族歌谣所反映的场景，应是未受限之前珲春旗人的海上渔采情况。换言之，此等歌谣必然是一种真实的时代记录，还是珲春旗人在吉林东南海域从事渔业经济开发时的生动写照。

二 民人与海岛的多重开发

由于吉林东南海岛距离陆地较近，且沿岸大山又多出产人参，因此一些逃民藏匿于适合居住的岛屿上，伺机潜入参山盗采人参。至乾隆初年，吉林东南海域等地民众聚集情况愈演愈烈。乾隆七年（1742）四月，宁古塔将军鄂弥达曾选派满洲人那尔布和温德尔亨二人前往各地详查盗采情况。而后，鄂弥达于七月奏称，宁古塔属之绥芬、乌苏里以外之雅兰、西楞及南海岛屿地方，偷挖人参的民人与刺字的人犯，十数年间已聚数千人。此等聚集于南海岛屿等处的盗采民众，不但潜入参山偷参，还在南海捕捞海参等物产，部分民人甚至在适合居住的海岛上凿井、构屋、垦田，以便居住。此种情形在朝鲜文献《红岛侦探记》中也有详细记载：

岛口微有路，行五里，有设帐所，聚石为墙，墙傍累累者古墓，有二石井。二十三日，发船望阴坂，有数三人家而皆空虚。仍顺风向北海，未刻，到其岛之后麓，……东偏山底，有一空舍，亦有粟田可垦四日而甚沃。大海朝堂门外有大泽，距堂可百步，树红门，门内造石室，竖木板书三行，曰：“五道之位，山神之位，土地之位。”又周行逾小岘，见一空舍，亦有位板书三行，曰：“五道之位，山神之位，土地大爷之位。”堂楣书曰：“敬身如在上。”左右偏书曰：“庙中无僧片晒地，神前无火月昭明。”二十五日，诣一大岛，入其南，四面皆石壁，地瘠而多杉，杉皮多剥，为盖屋也。二十六日，到一岛。岛之东，向北有一谷，草木甚繁，有麦菽粟稻麻之属。室庐可容数十人，东有神室，木板书三行，曰：“恭奉五道神位，恭奉山神位，恭奉土地位。”屋内有烛台一坐，盐可五六合，盛布袋，……至暮，寻其东有大路，牛马之迹纵横。逾一岘，阴坂无际，一狗嗥焉，载而自随。向暮由其东逾小岭，有人家五而皆虚无人，亦有麦田十余区，稂莠尽除。

从朝鲜文献的描述来看，吉林东南海岛上的房舍多以杉树皮覆顶，庙堂多以石砌成，而这些材料在较大的海岛之上便于就地取材，随手可得。岛屿上的庙堂中供奉着五道神、土地神及山神，这三类神灵都是用来祈求保佑岛上居民能够平安进山并采得人参的，且均是汉地民人所信奉的神明。出现在岛屿上的这些庙堂也印证了岛上居民应该多系民人。此外，这些人还在岛上凿井、垦地，依文中“牛马之迹纵横”“稂莠尽除”的记载来看，岛上的耕作条件较好，技术处于较高水平，应该是当时民人所为。

这些藏匿于吉林东南海岛上的民人，因长期居住及日常生活所需，在海岛上建房、凿井、耕种。此外，还建有小型庙宇及墓穴等，这些设施满足了岛上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由此可见，藏匿岛上的民人对吉林东南海岛的农业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前文已说明吉林东南海域系珲春旗人的海上采捕之地，且据文献记载，清政府在乾隆十年（1745）之前，就曾对南海等地进行过巡查。但为什么还会有一定数量的民人长期藏匿于海岛，并在岛上构屋、垦田而居呢?究其缘由，是因为珲春旗人与该处藏匿人众多有往来，并未“实心厘剔”，有些旗人甚至与藏匿的偷参人等私下进行商品交易，从中获利。奉天将军达尔当阿就曾在其密奏中称：“宁古塔地方确有恶徒占据，南海等地奸民彼此勾结，互通消息，若此等情弊未加清除，终究难以办理。”

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寄信给前往南海等地督办巡查事宜的都统阿兰泰，要求其查明珲春领催佛斯泰等9人案情。阿兰泰查清领催佛斯泰等9人每年将米、面、布、靴等物贩运至南海，私下与藏匿南海等地的偷参人等交易获利。据佛斯泰供述，其在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九年1744），共计6次去南海、雅兰、锡林等地行事，并详细说明了各地房屋及人员的数量（详见表1）。

从领催佛斯泰本人供词来看，在乾隆九年，南海等地藏匿栖居人及房屋主要聚集在南海的雅兰、锡林及富锦等地区。这些人居住的房屋有“boo（屋）”“tatan（窝铺）”和“coron（木架窝铺）”，且此等人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刺字人犯，人员构成较为复杂。

旗人佛斯泰等私下与南海等处藏匿民人相通，并不是孤例。乾隆二十三年（1758），珲春协领齐格，佐领讷尔布、阿松阿、雅必那，以及防御本德伊、玛岱等人，每年派去南海采捕海参的家丁或仆役也均与海中藏匿的民人往来，并私带米粮等物与此等民人交易获利。珲春协领齐格等人因此受到严厉惩处。

由此来看，在对吉林东南海域的巡查中，底层驻防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关系，多体现为经济利益关系。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哪怕是官至协领级别的旗人官员亦会铤而走险，私下与南海藏匿盗采之人进行交易。而那些派出执行缉拿参犯的官兵，也有隐匿、私吞所查获人参的现象。

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二月二十五日，吉林将军傅良奏称：“差往巡察乌苏哩、得克登吉等处之三姓协领尼新泰拿获偷采人参人二十名，搜获人参十八两六钱、参须二两三钱；又协领马尔虎山擒偷采人参人十三名，搜获人参二两九钱、参须三钱；巡察南海等处之伯都讷协领傅尔笏讷陆续拿获偷挖人参人四十二名，搜获人参四两四钱、参须三钱五分。”而乾隆则认为：“此等偷挖人参之人，皆系图利者。倘二十几人去只获人参十八两余，四十余人去获人参四两余，则还不足伊等之费用，伊等又图何利行此干法之事。况且前于盛京、吉林等地拿获贩卖私参者后，每次皆搜获人参千百两。现拿获者虽非贩卖者可比，但拿获二十、四十余人，只获人参数两，绝无此理。由此观之，若非查拿兵怠忽，转移人参，则即原缉拿官兵从中侵扣。”为此，乾隆命傅良等将搜查时或因懈怠致使人参转移或从中侵扣等行为，严讯审明定罪。

实际上，负责巡查的旗人官兵甘愿冒被查处的风险，与盗采者私相授受，无外乎就是为了经济利益。接济盗采人众米粮、布、靴等生活必需品或是侵扣查获人参等手段，均能获得经济利益，所以总会有旗人甘愿铤而走险。也正因如此，吉林东南海域栖居的偷参人众才屡禁不绝。至咸丰年间，吉林将军景淳召集揽头、刨夫充任采参人时，苏城（雅兰）的山沟内也一直有刨夫潜居采捕。但正是这些栖居偷参人众，与珲春旗人一同促进了吉林东南海岛渔业、农业乃至商业等方面的多重开发。

三 清政府的巡查治理

吉林东南海域本属封禁之地，为杜绝盗采民人栖居于海岛，清政府采取了派遣八旗官兵定期巡岛的治理方式。从满文档案来看，清代吉林东南海岛在巡查之列的有14座，开始巡岛的时间不晚于乾隆十一年（1746），巡查终止时间为咸丰十年（1860）。

清政府对吉林东南海岛进行巡查，捉拿岛上藏匿之人，并捣毁其所建房屋，破坏其所拓耕地。每次负责巡查海岛的官兵，在任务结束后均要逐级呈报巡查结果。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二十日，珲春协领巴雅尔在报派员巡查14座海岛事的呈文中说：“巡查海岛云骑尉职衔章京灵登保呈报，其率领兵丁自海中呼尔格（hurge）岛至搜楞尼岛共十四岛，经尽心查看，岛内俱无越冬盗贼及本年逃出盗贼，且无搭建之窝棚、开垦之田地。”此后，嘉庆、道光年间的呈报内容基本如此。

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一份满文档案来看，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起，巡查海岛的珲春八旗官兵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到穆克萨喇库（muksalakū）小岛上替换木牌的工作。且此后历年巡查的呈报中，也常见此项内容。而此种于指定海岛替换上年所挂木牌的做法，类似于陆路巡边中的“会哨”制度。虽目前还无法准确判断巡查官兵替换木牌任务的起始时间，但至少可以得知，清政府为了督促官兵更好地完成巡岛任务，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吉林东南海岛的巡查与治理机制。

面对同在吉林东南海域活动的旗人与民人，清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出于对珲春旗人生计的考虑，清政府允许珲春旗人在一定范围内采捕海参等海产。而对于逃去偷捕海参，并伺机潜入参山盗采的民人，清政府认为“倘不严查缉拿，放任随意采捕，则于旗人生计甚无裨益，况且前往之人逐渐增多后，难免肇事，俱为叵测”。因此札付珲春协领，命令：

嗣后严饬遣往巡查搜楞尼等海岛官兵严加稽查外，另行委派干练官兵直至图尔穆（turmu）地方，严加查看沿海所有采捕海参之地。旗人船上烙以旗印，记档备查，遇到民人立刻毁其船只，将人拿解协领处惩处，不可留有一人。若有不遵法纪者，即刻拿解本衙门，严加治罪，以示惩戒外，仍由本处另派官兵访查。

至咸丰时期，清政府对吉林东南海岛的巡查对象，由清剿藏匿民人转变为防范沙俄船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以坚船利炮侵犯我国东南部沿海口岸，使清政府意识到加强各处海防的必要性，并要求沿海各关隘要冲严加防范。道光二十一年（1841），吉林将军及其下属的宁古塔副都统、珲春协领多次接到“加意严防”的海疆谕令。咸丰四年（1854），一艘外夷船只突然出现在吉林东南海域，据前往巡查十四岛的珲春骁骑校讷木坚禀称：“本月（五月）十一日，珲春东南百里以外绰阔哈达（cokohada）迤南大海上突然驶来大船一只，停泊两天后，即向南驶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吉林将军于六月初七日，遣五百里快骑，火速札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命其即刻委派干练可靠、品衔稍大官员，率领精锐兵丁20余名赶紧前往珲春，巡查该地方14座岛，会同骁骑校讷木坚及该协领增派之官员，于沿海岸地方注意巡查防范。同时还酌量支拨将军衙门库存的铅丸火药等物件，交给因公差至吉林宁古塔的骑都尉都林、沃赫等，今他们乘驿迅速解送珲春备用。此外，吉林将军还准许召集宁古塔、珲春二处现有兵丁及西丹整备器械，严加操练，以防制造事端。宁古塔副都统也选派云骑尉绰霍布及精锐兵24名，急速前往珲春，会同珲春官兵严加巡查沿海等地方。同年六月初六日，珲春协领伯恒额再次呈报，骁骑校永祥看见绰阔哈达海面又驶来大船4只，并未靠岸向东驶去。

关于首次出现在吉林东南海面上的船只所属，笔者曾撰文认为是俄国船只，但也有学者对此不予认同。笔者再次考证，确认此船应即1854年5月经过吉林东南海域并进行多日测绘工作的俄国“巴拉达号”三桅战舰。

俄国船只在该处海域的出现，拉开了沙俄侵占该地的序幕，至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又名《中俄续增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撤回了先前散布于绥芬、乌苏里等地巡防官兵，清政府对吉林东南海岛的巡查治理随之被迫终结。

结语

因吉林东南海域向来是珲春旗民的渔采之地，出于对该地旗民生计的考虑，清政府在《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中，经过争取加入了“上所言者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之规定。文中所谓“渔猎之地”，在咸丰十一年（1861）《中俄黑龙江定界记文》（《中俄勘分东界约记）附录《旗户渔猎居住册》中是这样解释的：图们江口东至绥芬河口沿海一带，俱有卡台住址，俱系旗人渔猎之地；海中间十四岛屿，向系旗人渔猎之处。

基于上述规定，在该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期内，珲春旗民仍然可以在该海域从事生产活动。该处的青岛（勒富岛）就曾有大量民人从事淘金活动，1867年至1868年，因沙俄军队的驱逐，还爆发过淘金华民起义。至光绪五年（1879）二月，因旗民出海捕捞需要，珲春协领就曾抵岩杵河为换发旗民赴海捕鱼执照之事而照会俄国官员。光绪六年（1880），珲春协领又因俄国人多以“无票”为借口，要捉拿私去渔采或去海参崴之人，因此亲赴岩杵河与俄官廓米萨尔面议，商定今后凡本处渔采人等或及由界内赴俄界者，需要先在本协领衙门请领票照，才可前往，并按年更换。

由于珲春旗人有海洋捕捞传统，在开春采捕海参之际，许多兵丁会私自赴海捕捞，并以西单（旗下幼丁）或老残之人充数操练，致使军队纪律严重涣散。光绪六年（1880）二月，珲春协领曾连续两次晓谕兵丁，嗣后不准私赴沿海渔采。然而禁令似乎未能削弱旗民从事渔采的热情。光绪十一年（1885），据奉命秘密查探俄国情况的曹廷杰记载，“海参崴西南、图们江东北海中大小数十岛，俄人现俱插立标记，禁止华民叉海参、拈海菜、取蟹肉诸大利，欲藉以征取重税也”；而“彦楚河海口内西南寒奇地方，向为华民海道玛（码）头，俄人近派俄兵数名，在此稽查出入货物，以为征收税务张本。昔之华民成邑成聚者，今皆散处他处”。此时距《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已约25年，而中国人在该海域的活动依然频繁，致使俄国人采取课重税的经济手段，旨在禁绝华民在此处从事渔业及海洋商业活动。

1937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旧称海参崴）地方当局以中国人为日本充当间谍并潜伏于此为借口，对此地的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驱逐。至1938年底，仅该地区就有10余万中国人被彻底清除，而整个远东地区共有30多万中国人被驱逐。至此，中国人对吉林东南海岛的开发活动彻底终结。1860年，清政府对吉林东南海域的巡查治理戛然而止。而中国民众对该海域及海中岛屿的开发，则在巡查终止后又延续了78年之久。但在俄国（苏联）暴力胁迫下，清政府在《中俄北京条约》中争取到的一点经济权利终究没能逃过被彻底剥夺的厄运。

【注】文章原载于《海洋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责编：曲晓辉